金門的信仰

阿嬤仙逝時，是世紀末，九二一前兩個月。

錢淹腳目的九零年代終點，對岸還沒與華爾街金融一拍即合，餐館滿載，總統大選漸入高潮，選舉滿城，計程車毫不掩飾地插旗，我的中產階級家庭氛圍，則衣食無憂，未來依舊線性而樂觀，社會與經濟狂歡，彷彿永遠沒有終點，《少年吔，安啦！》的瘋狂，沒有太多的虛構。

同一年，阿嬤也離開了我們捧著靈位，回到島上，世紀末的金門夏天，顯得格外立體。

和許多寒暑假回南部的進城二代一樣，小時的金門記憶，總是無責任，零負擔，沒有既定行程的假期姿態。住在海味醒目，獵場無窮的后湖親戚家，跑來跑去，犯那些在城裡不可能犯的戒，從北部的包圍與原子孤絕中釋放出來，嬤孫倆都放了一個大假。

這次就不同了，從捧著阿嬤靈魂上島開始，某種新鮮又熟悉的集體約束，在一家內外蔓延。

我們以從未有過的忌諱、尊卑與繁複儀式，共同生活了數週，像許多原住民朋友，每年會到山中，跟著從小集體協作的自身階級，全心投入祭典一樣，喪禮的那個暑假，也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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